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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8月13日，黎巴嫩贝鲁特，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拉里贾尼在与黎巴嫩议会议长会面后举行新闻发布会图/视觉中国
在当下的伊朗，拉里贾尼或许是唯一能连接军、政、教三界的“枢纽”，以及缓和局势的务实谈判对象。他的死亡或将导致伊朗的权力结构进一步单极化，谈判和停火的可能性被抹杀。
通过杀死拉尼贾尼，以色列不仅削弱了伊朗的指挥能力，更有效地确保了局势的不可控，强行将想见好就收的美国拖入长期战争，以确保美国援助的持续，力图毕其功于一役，彻底终结伊朗政权。
然而，这也让特朗普政府陷入骑虎难下的境地。原本计划快进快出的军事行动，正在转为一场持久战，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阻塞引发的经济震动，以及MAGA基本盘对“为犹太人打仗”的强烈不满和倒戈，开始动摇其执政根基。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文 / 南方人物周刊特约撰稿 魏博伟
自2026年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联合空袭以来，包括前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在内，已有十多位部长级以上的伊朗政权高级领导人阵亡。
死亡名单上的又一个重量级人物，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阿里·拉里贾尼。据悉，在哈梅内伊遇刺后，以色列对拉里贾尼进行了数周跟踪，最终决定于17日凌晨发动一场空袭，袭击地点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
当地时间3月18日凌晨，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发表正式声明，沉痛哀悼在近期恐怖袭击中遇难的拉里贾尼。佩泽希齐扬在声明中高度评价了拉里贾尼做出的卓越贡献。他强调，拉里贾尼的离去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来说是“难以弥补的巨大损失”。
继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之后，拉里贾尼之死是伊朗政权核心遭受的最具破坏性的一次打击。他的遇害，意味着目前伊朗已经失去了三重关键力量：战时操盘手，强硬派与务实派之间的缓冲阀，以及新任最高领袖生死未卜之际唯一能整合军政神三方的枢纽人物。
这位关键的总协调人的离世，使伊朗本已复杂的权力结构遭受重创，伊朗伊斯兰政权决策层的统合能力已严重削弱。这无疑将进一步加剧该国政治前景的不确定性。随着革命卫队强硬派影响力的上升，伊朗国内及波斯湾地区的未来正滑向更加危险的未知境地。
01
无可替代的拉里贾尼
阿里·拉里贾尼出生在伊拉克，三岁时返回伊朗，其家族为伊朗最显赫的什叶派教士家族，《时代》周刊称之为“伊朗的肯尼迪”。
其父米尔扎·哈希姆·阿莫利为大阿亚图拉（什叶派最高神权职级），是伊斯兰革命的精神领袖之一。其岳父是霍梅尼的核心助手、伊斯兰革命理论家穆塔哈里；其弟萨迪克·拉里贾尼曾任伊朗司法总监，现任确定国家利益委员会主席。
这种显赫的门第，使他在什叶派圣城库姆拥有与生俱来的威信。这种天赋权威，又在现实中得到了反复验证：拉里贾尼多次在议会选举中以得票最高的候选人当选。这种来自宗教圣城的直接民意授权，让他具备了协调宗教阶层与世俗势力的独特分量。
拉里贾尼也是伊朗政坛所剩无几的重臣。作为从革命年代走来的勋旧，他的履历覆盖了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全部历史。
他曾连续12年担任伊朗议会议长，在立法与人事网络积淀深厚；他任职“确定国家利益委员会”近二十年，具备了介入最高层仲裁的权力资本。
拉里贾尼同时又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元老。早在两伊战争激战正酣之际，他就加入了革命卫队，并凭借出色的能力迅速晋升。长达十数年的军旅经历意味着，拉里贾尼在革命卫队内部拥有深厚的根基和人脉，能够获得这支伊朗最强大武装力量的信任。
1992年从政后，他甚至还曾多年深耕伊朗文化和宣传系统，掌管伊朗国家广播电台长达十年。
这样一位横跨政、教、军、宣的全能型实权人物，一度在伊朗政权内部都被视为对最高领袖权威的潜在威胁。或许正因如此，他才会于2021年、2024年两次被取消总统选举资格。这与其说是对他资格的否定，不如说是体制对其过于强大的整合能力和潜在的号召力的一种本能防御。
▲2026年2月10日，阿曼马斯喀特，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阿里·拉里贾尼（右）与阿曼苏丹海赛姆·本·塔里克（左）会面图/视觉中国
但当不了总统，不影响他继续担任要职。2025年8月5日，拉里贾尼被重新任命为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负责协调伊朗革命卫队、正规军、民兵组织等军事力量，并在制定伊朗外交与安全政策中发挥着关键的决策作用。
虽然伊朗方面声称，已经为政权的每个关键岗位预设了多名继任者以备不测，但拉里贾尼这样的人物，显然很难被轻易替补。
作为伊朗政坛少数同时嵌入安全体系、官僚结构与宗教网络的核心人物之一，他的深厚资历使其能够在不同权力板块之间进行有效协调，并在高度分裂的政治环境中维持政权的正常运转。这种跨界整合能力，是其在关键时刻能够发挥中枢作用，甚至在2025年12月后一度被视为“事实领导人”的根本原因。
早在2026年1月，哈梅内伊就为应对斩首风险构建了战时权力体系，任命拉里贾尼为战时首席协调官，授权他在自己遭遇不测时统筹国家所有核心事务。
正是这份独一无二的授权，让拉里贾尼在哈梅内伊去世后拥有了统领全国的合法性，成为伊朗政权运转的核心保障。正是他的存在，压制了革命卫队内部激进强硬派的反扑，也为温和派总统佩泽希齐扬的政府保留了施政空间。
就其个人政治表现而言，拉里贾尼是伊朗政坛中典型的保守理性务实派。他曾长期担任伊朗首席核谈判代表，并在2015年达成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因此被外界普遍视为温和保守派的代表人物。
这种基于保守派立场的实用理性，在美以伊冲突的极端困境中依然可见。尽管2026年3月2日，拉里贾尼在社交平台上明确表示 “我们不会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但据阿拉伯及美方官员2026年3月初披露，在美以空袭导致谈判中断仅数小时后，作为伊朗安全总负责人的拉里贾尼便通过阿曼方面的调解人，试图推动与美国恢复核谈判。
在时任伊朗最高领袖遇袭身亡、国家面临空前外部压力、抵抗到底成为伊朗绝对政治正确的氛围下，拉里贾尼仍试图为德黑兰保留一条通向谈判桌的外交通道。这一举动被外界普遍解读为伊朗在极端困境中务实突围的尝试。
这样一个对内能镇住各方势力、对外能促成停战谈判的强力人物，被以色列杀死了。
在权力出现真空的阶段，伊朗伊斯兰政权的权力格局呈现显著的单极演变趋势：在专家会议选举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最高领袖选举过程中通过“面对面会晤和电话”向专家会议成员施压，要求他们投票支持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在穆杰塔巴继任后，革命卫队凭借其组织化程度、对国家关键资源的掌控，正在深度嵌入并主导国家的决策中枢。
按伊朗宪法规定，革命卫队与政府部门相互独立，任何军事行动直接向最高领袖负责，不必向总统汇报。因而，总统佩泽希齐扬完全无法制约革命卫队的极端行动。
▲2026年3月13日，伊朗德黑兰，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坐在摩托车后座上，出席圣城日游行图/视觉中国
最近的例子便充分说明了这一点。2026年3月7日，佩泽希齐扬代表临时领导委员会宣布不会主动攻击邻国，并就此前的无人机袭击向海湾国家道歉。然而，道歉讲话播出后仅几个小时，迪拜国际机场便遭到伊朗无人机袭击。
当然，对拉里贾尼身亡的影响也不宜过度强调。他作为最高领袖的长期顾问，其立场内核素以强硬著称。其所谓“务实”色彩，更多体现为对西方话语体系的熟悉和在谈判策略上的灵活性，而非在核心诉求上留有妥协空间。
即便拉里贾尼仍在世，当前伊朗的外交路线出现实质转向的可能性也极为有限。事实上正规配资线上炒股门户，在2月28日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被杀后，拉里贾尼就已经频繁强硬表态，表示伊朗已准备好打一场长期战争。在3月13日的最后一次公开露面中，他还对特朗普发出强烈的死亡威胁，称“战争不是发几条推文就能赢的”，“小心别被消灭的是你自己。”
因此，拉里贾尼的谈判姿态，更多是服务于政权存续的缓兵之计，而美国和以色列始终致力于推动政权更迭——双方的目标存在根本性对立。在此矛盾下，无论拉里贾尼生死，核心立场的妥协都不可能发生。
02
以色列不想让美国离开战争
除掉拉里贾尼，对内塔尼亚胡政府的战术价值显而易见。
拉里贾尼的身亡，将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伊朗指挥体系的混乱，不仅减轻了以色列本土面临的防空压力，更为以军深入打击核设施和导弹基地创造了条件。
在拉里贾尼遇袭的同一天晚上，伊朗巴斯基民兵的指挥官古拉姆雷扎·苏莱曼尼也在另一次空袭中丧生。当地时间3月18日，伊朗情报部长伊斯梅尔·哈提卜也被确认遇袭身亡。
这些密集的刺杀行动，集中反映出以色列想要通过肉体消灭伊朗高层领导人，将伊朗军政指挥体系推向崩溃，从而迫使伊朗政权屈服的行为逻辑。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甚至放话：“以色列的政策非常明确，伊朗没有人拥有豁免权，所有伊朗人都是打击目标。我和总理内塔尼亚胡已授权以色列国防军，无需额外批准，即可清除情报和行动链条已闭环的任何伊朗高级官员。”
▲2026年3月3日，以色列帕尔马奇姆空军基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伊斯拉埃尔·卡茨、总参谋长埃亚勒·扎米尔中将视察基地图/视觉中国
对于内塔尼亚胡政府来说，将“斩首”高层领导人作为终结战争的手段，已逐渐形成一种策略上的路径依赖。
从针对哈马斯到打击真主党，以色列通过一系列定点打击行动证明，清除高层指挥体系能够在很大程度上瓦解对手的组织运作能力，并产生威慑效应。然而，在加沙地带，尽管此类打击行动反复实施，抵抗活动却仍未停止，表明该策略的效果存在明显局限。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宣布斩首拉里贾尼的战果时强调，以色列“正在削弱伊朗政权”，并为伊朗“政权更迭”创造机会。但他同时承认，这一过程“并非一蹴而就”。
这些看似庆祝胜利的讲话，恰恰折射出以色列决策层面临的深层困境。
在战略层面，以色列并非完全缺乏停火的意愿，而是基于对伊朗政权目前的强硬对抗态度的评估，认为任何形式的政治妥协都无法从根本上解除伊朗的“生存威胁”。尽管“政权更迭”这一终极目标在当前形势下实现难度极大，但以色列的安全逻辑，迫使其只能沿着“定点清除”的路径，持续对伊朗政权施压。
在内塔尼亚胡的叙事中，伊朗的核进程与政权生存意志，被并列为以色列国家安全的终极威胁。一方面，伊朗是哈马斯等武装组织的后台。另一方面，德黑兰又被视为决心研发毁灭性武器、并致力于消灭以色列的核心对手。在当前的地区外交格局中，伊朗已成为中东地区唯一未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的主要力量，且双方长期处于敌对状态。
在意识形态层面，以色列与伊朗的冲突绝非仅停留在国家利益之争，而是已深化为一种深刻的文明冲突，难以在既有框架下找到化解路径。
一旦有机会，以色列就要消灭伊朗现政权。无法直接打败政权，那就一个个消灭掌握政权的人。
暗杀拉里贾尼，还可以直接将冲突推向不可控，以将美国更深地拖入长期战争。
特朗普近期的言论转变，恰恰构成了对内塔尼亚胡赌注的最大威胁。尽管战事初期，特朗普曾对伊朗伊斯兰政权发出政权更迭的威胁，但如今，他正刻意淡化这一目标，转而高调宣布“胜利”，似乎急于准备结束军事冲突。
这种见好就收的交易型政治姿态，对于需要美国持续参与战争的内塔尼亚胡而言，无异于釜底抽薪。
仅凭以色列自身，无法彻底根除伊朗的核能力和地区影响力。作为一个领土面积和人口基数都十分有限的国家，尽管以色列可以在短期的高强度冲突中表现出惊人的军事能力，但一旦战争陷入消耗战，其国内有限的兵源储备和军工产能就会迅速捉襟见肘，其国力亦无法支撑战争的长期运行。
美国是以色列当之无愧的头号武器装备供应国，这种依赖在战时表现得尤为突出。无论是“铁穹”拦截弹这样的消耗品，还是F-35战斗机这样的战略资产，其供应链和技术维护都高度仰赖美国的持续输血。如果特朗普在伊朗问题上想打一枪就跑，那么美国极有可能以断供军备作为施压手段。
因此，唯有不断升级对伊朗高层的刺杀行动，制造德黑兰不得不大规模报复的态势，才能让美国彻底放弃妥协的想法，将美国牢牢绑上自己的战车。
在此逻辑下，消灭一个能跟美国谈判的伊朗领导人，既是军事行动的战果，更是以色列战略绑架的阶段性胜利。
03
美国优先的总统，在为犹太人打仗？
与伊朗的战争正在成为特朗普最大的政治危机。
美国赢得了每一场战斗，特朗普作为“战时总统”的形象就会愈发辉煌。拉里贾尼作为伊朗核心领导人被定点清除，无疑又是一剂政治强心针。总体来看，这一系列军事成果，至少在短期内迎合了美国国内保守派选民，以及亲以色列游说团体的强硬立场。
但这场战争好像停不下来了。
正如特朗普之前曾抱怨“不知与谁谈判”，这一困境已经因拉里贾尼之死而彻底成为现实。这首先源于谈判对象的高度不确定性。在以色列持续的对伊朗高层的刺杀行动下，任何潜在的对话方都可能随时消失。
更为根本的是，美国未来任何旨在结束冲突的谈判，都将面临“无人可谈、无人可托”的结构性窘境：在拉里贾尼死后，伊朗阵营内部已经难以找到一个既能为西方所接受、又能有效约束内部多元势力的权威对话者。当前似乎唯一为美以所接受的温和派总统佩泽希齐扬并无实际军权，而革命卫队的激进化趋向，又使得任何可能的外交妥协都将失去军队的承认与合法效力。
▲2026年3月18日，伊朗德黑兰，民众在革命广场参加葬礼，悼念被美军击沉伊朗军舰上的遇难官兵，以及在以色列发动的袭击中遇害的伊朗安全官员和军事指挥官图/视觉中国
与伊朗僵持给特朗普带来的最大政治危机，在于其核心基本盘的集体倒戈。
3月17日，由特朗普任命的美国国家反恐中心主任乔·肯特宣布辞职，成为首位因美以对伊开战而主动辞职的特朗普政府高级官员。肯特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封致特朗普的公开信，信中直言：“我决定辞去国家反恐中心主任一职，即日起生效。我无法昧着良心支持正在进行的伊朗战争。伊朗并未对我国构成迫在眉睫的威胁，而且很明显，这场战争是迫于以色列及其在美的强大游说集团的压力而发动的。”
对于特朗普而言，这是一个危险的政治信号：一个自2016年起就支持特朗普的MAGA铁杆，曾经由特朗普力排众议、亲自提名和任命的人，如今正用最极端的方式拆他的台。
目前，以塔克·卡尔森、坎迪斯·欧文斯、玛乔丽·泰勒·格林为首的MAGA核心意见领袖纷纷倒戈，对特朗普发出尖锐批评，批评他背弃了核心选民的重托。
MAGA选民的失望情绪，来自特朗普2024年大选时的竞选承诺与现实举措的巨大鸿沟。他曾以“美国优先”和“结束无休止战争”为旗帜赢得MAGA群体的选票，如今却将美国拖入另一场长期的中东战争，这种反差让核心支持者感到被彻底背叛。
上周末进行的益普索民调显示，仅四分之一的美国人支持总统对伊朗动武的决定。对于一个大肆反对无用的对外战争的总统来说，来自支持者阵营的反对，远比民主党领袖和主流媒体的抨击更具杀伤力。
前众议员玛乔丽·泰勒·格林——这位曾被视为“让美国再次伟大”运动真正领袖的人物公开质疑特朗普的“精神状态”，直指这是一场“为以色列而打的战争”。事实上，这场战争正在复活美国政治中最古老、也最具煽动性的阴谋论，即“美国被犹太集团控制”。
特朗普政府的现实运作，正在为这种阴谋论源源不断地输送素材。从操作层面看，特朗普身边负责对伊朗谈判和战争决策的核心团队，几乎是清一色的犹太裔：
财政部部长斯科特·贝森特是犹太裔对冲基金大鳄，深度参与对伊金融制裁的设计；中东特使史蒂夫·威特科夫不仅是特朗普的犹太裔高尔夫球友，更被外界视为本次对伊军事行动的重要推手之一；更耐人寻味的是特朗普的女婿贾里德·库什纳。这位在白宫扮演过重要角色的犹太裔女婿，与内塔尼亚胡的私人关系早已超出普通的外交范畴。
据媒体报道，内塔尼亚胡在美国长期工作和生活期间，与库什纳家族关系密切，甚至曾睡在贾里德·库什纳的童年卧室里。这样一位与内塔尼亚胡有着“家人”般情谊的人物，曾多次作为特使往返于美以之间。对于MAGA选民来说，这一人员构成很难说是巧合。
这类叙事的蔓延，意味着对特朗普个人的失望正在升级为更深层的怀疑：“美国优先”的口号究竟还剩下什么？总统为犹太人的利益出兵打仗，美国到底还是不是美国人的国家？
曾经，特朗普的上台得益于其“素人”身份和反建制形象。这种他赖以起家的反建制理论，如今正在对他形成致命反噬。当“美国优先”的旗手打起了“为以色列而战”的战争，支持者发现自己用选票换来的不是生活改善，而是另一场中东泥潭时，那种被欺骗的愤怒便从阵营内部燃起。
当塔克·卡尔森、坎迪斯·欧文斯、玛乔丽·泰勒·格林这些曾经最坚定的盟友，开始用“被犹太集团操控”的叙事来攻击特朗普时，被真正动摇的已不只是他的执政根基，更是他整个政治生命的合法性来源。
事实上，中期选举不利的阴影提前笼罩白宫早已是不争的事实。而比早已预期的选举失败更致命的是，这场内讧正在吞噬特朗普最珍视的政治遗产。那个曾经牢不可破的“美国优先”联盟，正在他的手里分崩离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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